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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怎看待中国[腾信历史]  

2012-09-21 08:26:59|  分类: 外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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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怎看待中国
——"战后中日关系”系列(4)

近期钓鱼岛冲突,令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谈及日本民众如何看待钓鱼岛问题时说:“我认为中日两国之前存在巨大的误解。一些中国人认为,抗议会威慑到日本人,吓退他们。 ……很多日本人其实希望中国变得更暴力、更丧失理性,因为这样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抗议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只会在世界面前越多地伤害中国的形象。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与中国的抗议人群的想法非常不同。”


显然,中日民众间的误解会令中日关系恶化,同时中国民众的抗议举措适得其反。因此了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思维,或许可以有助看清目前复杂的中日关系。


2012-9-22 第65期日记者:日本人希望中国更暴力些


战后日本的中国观

冷战前期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其对华政策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日本政府担心中国会向日本“输出革命”,此时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也很低;中日建交后步入蜜月期,约七成日本民众对华抱有好感,但从9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趋冷,围绕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经常摩擦,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刷新新低。


五六十年代冷战前期,日本政府视中国为威胁,担心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进行渗透

战后,日本被美国接管,其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对华的冷战思维影响,日本政治家大多把中国视为威胁西方制度的“洪水猛兽”,担心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譬如1957年岸信介首相说“日本的保守政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与其说来自苏联还不如说来自中国的更为可怕,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见1957年6月4日朝日新闻,转自《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社评《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

可以说,在冷战前期,美国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华认识。正如日本学者浦野起央指出:“从意识形态上的思考方式和行动上看,一方面战后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另一方,中国共产党将美国视为第一敌人,日中的相互认识转化为高度的敌对意识,并进一步强化。”


而日本民众在此一时期对中国好感度相当低,50年仅为0.5%

日本政府对华这种敌对意识影响着日本民众,在五十六年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是相当低的。1950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仅为0.5%。其后,随着中日两国之间往来的逐渐增多,喜欢中国的日本人略有上升,1957年为2%,到60年代初基本上达到4%以上。中国在日本人所喜欢的国家中的位置也相当低的,相反,美国、英国、法国及瑞典等欧美国家是日本人所喜欢的对象。尤其是美国,始终是一直是日本人敬仰的对象,居日本人“最喜欢国家”的第一位,尽管美国是唯一向日本投掷原子并长期占领的国家。(《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黄大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1)


六十年代末文革让日本人恐惧:假如中国全国都是这样的话,日本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耳

日本人也并非特别地不喜欢中国,若与苏联相比,中国受日本人讨厌的程度还差得远。据日本舆论调查统计,1957年,讨厌中国的日本人为4%,而讨厌苏联的人则高达31%。但在6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厌恶感一度超过苏联。(《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黄大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2)

在日本知识界,有相当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解和忧虑。一位京都大学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向日本国民普及中国的“人民文艺”,当他看到了许多关于红卫兵“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革命行动”的报道,知道了像翦伯赞这样的老先生被殴打的消息。这位研究者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势力支持,我担心中国会象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严绍璗,《岱宗学刊》 1999年第2期 )

文革的所展现的“革命形象”也让一些普通日本民众感到了“痛苦的恐惧”。一位曾经看见过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的日本人说:“当满载着红卫兵的卡车在广场上通过时,全场爆发出的能量简直让整个空气都在颤抖,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红卫兵卡车,真是不可阻挡的,假如中国全国都是这样的话,日本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耳。”(《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严绍璗,《岱宗学刊》 1999年第2期 )


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日媒体大幅介绍中国,约七成民众对华抱有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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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是年中日正式建交,此后中日关系不断升温,日本民间和舆论也对日中友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例如日本民间兴起“熊猫热”、“茅台热”、“京剧热”、“杂技热”,而“日中永世友好"、“日中不再战”逐渐成为日本对华舆情的主流。自1971年夏起,由《朝日新闻》首开先声,刊发了资深记者本多胜一轰动全国的长篇连载《中国之旅》,“重新认识中国”、“积极介绍中国”一时成为除《产经新闻》外其他各大报纸的努力方向。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1980年开始播放的长篇系列特集《丝绸之路》,引起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心和向往,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崔世广,《日本学刊》(京)2011年6期)

日本媒体的新动向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心理变化,1979-1988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根本变化,约七成民众对中国抱有一种亲近感,与美国几乎不分伯仲。特别是1980年,对华持亲近感的人数甚至达到78.6%的最高峰值;与之相比,对华持有厌恶感的人数仅占14.7%.进入两国复交十周年的1982年,对华持有亲近感的人数为72.7%,首次超越美国的71.4%,中国成为日本民众感情上最易接受的国家。

虽然两国在此期间曾有多次的摩擦和冲突,在出现历史教科书、光华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宝钢事件等问题时,由于当时中日官方都处理较为理性妥当,这些因素并未导致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发生大幅度的负面变化。


但日本对中国依然心存顾虑,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作为西方联盟一员

毕竟中日两国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垒阵营,冷战后期意识形态之间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对中国依然心存顾虑。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府一方面实施对华经济援助(ODA),希望以此换取自身安全环境。日本政界人士当时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倒向苏联”;中国的实力如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稳定”在“不战不和" ,‘长期对立”的状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钳制苏联,抵御苏联的威胁。大平首相谈到实施ODA的因由时也透露了这一点:“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日元。”(《日本对于ODA与中日关系》,王富永,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希望将“自由”、“民主”理念逐步渗透中国,巩固西方阵营力量的制胜“筹码”。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在美国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向西方开放的国家”。日本有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革新开放,有利于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促使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现状的的势力。”(《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田庆立,《日本学刊》 ,2011年06期)


从1989年开始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日渐下降,“中国威胁论”再度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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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从9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趋冷,1989年中国政治爆发“风波”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一度降温;到90年代中期,中国核试验、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日之间政治摩擦增多,同时新闻媒体对华报道基调有所转变,日本人的中国观中负面因素增加,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下降。

近代以来,中国在日本一直是“贫困”与“落后”的象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本经济陷于停滞,潜存于日本人心中的两国“先进——落后”的图式遭遇到挑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随着日本经济困难的加深,日本的民粹沙文主义和对外仇视情绪与日俱增,而这种仇恨的主要目标便指向中国和中国人。”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舆论界再度流行。《读卖新闻》论说委员荒井利明谈到日本国内“威胁论”泛滥的心理根源时说:“至少对一部分日本人而言,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大国化。日本很早就开始现代化和蔑视中国。当面对中国凌驾于日本之上时,感到了中国的威胁。这里体现了日本人心理的扭曲,很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审视事物。不正常的心理即潜存于对的厌恶感和威胁论之中。”《东京新闻》的社论也指出:“经济的发展,日本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日本人对经济的自信产生动摇,认为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不仅能使中国成为政治大国,而其将会成为经济大国。看作‘威胁’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导致日中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田庆立,《日本学刊》 ,2011年06期)

而日本民众也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一位日本民众说:“日本对中国有一种担心,害怕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会导致军力增加。中国是有责任的大国还是霸权国家,现在还看不出来。”


日本对中国好感度易受到具体事件及现实利益的左右,近年来不断刷新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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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民众感情发生对立,相互印象急剧恶化。近年来,如2004年的亚洲杯足球事件、2005年涉日游行、2008年毒饺子事件、2010年钓鱼岛事件等,成为影响日本人对华印象的重要因素。可见,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容易受到具体事件以及现实利益考量的左右,也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反映出来。据日本言论NPO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理由中,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占据了前两位(“尖阁群岛冲突中中国政府的对应”为64.6%,“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对应”为61.8%);而对“听到中国会联想起的事物”的设问,选择“尖阁群岛问题”的为25%,占据第三的位置。(《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崔世广,《日本学刊》(京)2011年6期)

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受到媒体的强烈影响。正如《读卖新闻》评论员滨本良一说:“日中关系这10年有很大的起伏,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2005年日中关系到了冰点,当时是因为日本首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还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如北京、上海都发生了反日游行,对这些游行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去中国的游客大量减少。……其实游行都是在日本大使馆附近,其他地方仍然有序平静。但日本媒体的报道只放大了游行的那一个点,反复强化,让日本老百姓以为中国到处都有游行。……我想双方媒体工作人员都应该牢记一点,应该从一个公正公平的视角出发,尽量做出能够让公众全面了解问题的报道,少做以偏概全的报道。……”


结语

日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镜中影像美还是不美,不应全是镜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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